坚守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

1981年6月27日，在党成立60周年之际，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全文于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作为对建党一甲子的严肃而诚恳的献礼。
《历史决议》通篇3.8万字，大气磅礴、一气呵成，彻底否定了“文革”，科学辩证地评价了毛zedong同志的功过是非，表达了要反思错误、改革政治经济不合理制度的决心，是党的百年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决议之一，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一同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后的今天，极“左”思潮仍然不时冲撞社会底线，回顾决议的制订历程，重温其彰显的精神价值，依然有现实意义。

1980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接受了“凡是派”领导人汪东兴、纪登奎、吴德和陈锡联辞职的申请，选举胡yao邦担任中央zong书记。这次会议还决定，要仿照“七大”那样，制订一份历史决议，给建国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泽东的历史地位来一个论定，以消除人们的思想混乱，达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决议》主要执笔人胡乔木

起草工作从当年3月开始，由邓小平和胡yao邦亲自主持，参与起草的有胡乔木、于光远、吴江、廖盖隆、龚育之、郑必坚、郑惠等20多位资深理论家。当时中央对这个决议起草是异常重视的，整个过程九易其稿，先后经过了一年多的广泛讨论，范围最广的一次是众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讨论”。这次讨论持续了一个多月，参加人员包括中直机关、地方、军队中高级干部近4500余人。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先后17次约谈负责起草文件的领导同志，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后来其中9次谈话被收录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胡yao邦也是一直全程参与，多次主持书记chu会议认真审阅历次文稿。可以说，《历史决议》是党百年历史上，打磨最严谨、倾注心血最多、讨论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个观点都经过反复推敲和广泛吸收各方意见，这也是虽然经历时代的变迁，但是结论依然经得住考验，持续散发跨越时代生命力的原因。

邓和胡，领导制订《历史决议》的两位主要灵魂人物

该如何评价这个决议的政治作用和历史意义呢？从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来看，《历史决议》对建国三十二年来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过是非，做出了系统的、较为有说服力的结论，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达到了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对凝聚全国人心、集中搞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全会公报说，历史决议将标志着“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个评价是很中肯的。

决议的核心结论，以及份量最重的内容就是彻底否定“文革”，这也是党内唯一一份专门讨论“文革”、并作出结论的文件。从长远历史意义来讲，可以说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一枚定海神针，没有彻底否定“文革”这个结论和政治底线，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欢天喜地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自豪感。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崛起的几个基本经验，那就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对外虚心学习和开放，给予人们充分的生产自由，建设一个包容和法治的社会，而“文革”所宣扬的价值无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历史决议》可以说是彻底打碎了“四ren帮”给党制造的意识形态枷锁，如果没有历史决议明确向全世界广而告之彻底否定“文革”，我们的改革开放随时可能触碰意识形态底线，不可能这么纵深地推行下去。
（左起）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紫赵阳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休息厅交谈
同时，《历史决议》不仅是邓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给我们的政治文本，还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其中所蕴含的很多精气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发扬学习。
第一，《历史决议》所体现的理论勇气、历史责任感值得学习。对于当时而言，如何评价毛，如何评价建国后一些列重大决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这个文件充分体现了当时邓叶胡等诸位决策者的强烈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而不是得过且过或回避问题，留给后人再做。第二，《历史决议》彰显的敢于大胆承认错误的精神值得钦佩和继承。《决议》通篇对于党执政32年所犯的错误都没有回避，并且对犯错误的原因进行了严肃的剖析，邓、陈、李维汉等当事人在讨论决议的时候也坦诚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勇敢的检讨了他和统战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错误，他自己要为“反右”扩大化承担责任。这种敢于认错的坦荡胸怀和巨大勇气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1981年6月，邓在中全会上讲话

第三，制订《历史决议》的民主精神值得发扬。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份经过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后定稿前，还邀请130多位民主党派高级领导人参加讨论。在讨论中，大家畅所欲言，彭真、李维汉、陆定一、谭震林、夏衍、张爱萍、周扬、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意见。这是一场发扬民主、振奋人心的盛会，仅讨论简报就出了1000多份，被誉为是“党内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第四，《历史决议》通篇展现的反思和改革基本制度的价值取向值得学习。决议的结论部分，系统指出了各项制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点强调要“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确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有权威的权力机关，在基层政权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树立宪法权威，保证司法机关和各种群众团体独立自主行使权力、开展工作。这些制度建设的设想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初心，也是党的历史上永远闪耀光华的思想财富。

《历史决议》透露着党在那个年代的血气、朝气、民主、宽容、智慧和生机，这种精气神也是80年代改革开放能够打开局面的根本原因，我们今天又面临新的改革开放难题，更应该学习和发扬好它。

由于过去对“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彻底，随着亲身经历“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渐老去，近些年整个社会对“文革”批判声音逐渐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种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断冲击中央彻底否定“文革”的底线，还有人试图为“四ren帮”翻案。现在整个社会对“文革”的认识呈现虚无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倾向。人们有意识的忽略”文革“中的腐败、特权、极度不平等，把它想象成为一个公平、没有贪污的社会；有意识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谓的“大民主”；有意识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沦丧，把它描述成道德纯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华北大教授，从经济学、政治学专业角度，为建国后盖棺定论的一些错误路线做粉饰，非得说成是被误解的“正确战略选择”。中央现在强调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这对于矫正社会视听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种美化极“左”错误的言论也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种，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后、00后的年轻一代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对“文革”的认知发生很大的改变。70后、80后一代，尚能对否定“文革”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然而，在知乎这些高学历二十来岁年轻人聚集的新媒体上，彻底否定文革已经快成为”政治不正确”。对于文革对错与否，这个不应该有争议的问题，竟然总能引起激烈的讨论。所以，影响未来中国命运的不仅有国际外部风险，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经济增速放缓等经济挑战，更有文革思维在中国社会卷土重来的思想性危险。这个危险的内核不是唱怀旧老歌、跳广场舞这种表象的东西，而是崇拜极权，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协商精神；崇尚国家主义，藐视个人的权利；崇拜权威，反智、反理性主义；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来文明，闭关自守。
《历史决议》是改革开放的”护法神“、“紧箍咒”，只有不放松这个紧箍咒，中国才有向更现代、开放、有秩序的社会转型的可能，否则有可能葬送所拥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邓所说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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